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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时间:2013-12-28 19:43来源:经济论坛 作者:梁树广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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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三者之间关系也成为当前理论界讨论的热点。本文计量检验了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四省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演进的进程、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四省的城镇化发展迅速,工业化达到高级阶段,农业现代化呈下降趋势,工业化和城镇化呈正相关关系,工业化和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呈负相关关系。四省的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不显著和一致,表明三化发展是一种自然和市场发展过程。依此结果,文章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互动关系

  【作者简介】梁树广,聊城大学商学院讲师,博士, 研究方向:产业结构、规制经济学。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趋势,也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当前,各省正处于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进一步推进“三化同步”,是促进各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加快实现跨越赶超的必由之路。同时,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当前理论界和社会讨论的热点。对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选择2012年我国GDP排名前四位的省份,对比分析“三化”演进的进程、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从而为其他省借鉴发达地区三化进程中的先进经验并采取合理措施追赶超越他们提供实证依据。

  一、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三化进程及其特征

  本文通过定量计算“三化”指标来衡量四省“三化”进程。库兹涅茨认为,工业化是资源配置的主要领域从农业逐渐转向工业的过程。因此,本文利用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工业化水平。目前国内对于城镇化是从两个方面解释的,一是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从事非农业工作;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基于此种城镇化解释,本文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水平。农业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利用现代工业技术装备农业,用现代市场经济观念和组织方式管理农业,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效益。本文注重用农业劳动生产率衡量农业现代化,因此,以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代表农业现代化,即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之比来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本文所取数据的时间范围为1978~2012年35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山东省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广东省统计年鉴》以及2012年各省的社会统计公报。

  (一) 城镇化水平分析

  图1 显示了1978~2012 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的城镇化水平,从中可以看出,城镇化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广东省城镇化率从16.2%提高到67.4%,年均增幅达到4.6%;江苏省城镇化率从13.7%提高到63%,年均增幅达到4.9%;山东省城镇化率从8.3%提高到52%,年均增幅达到5.9%;浙江省城镇化率从11.4%提高到63.2%,年均增幅达到5.5%。而我国城镇化率从17.9%提高到51.2%,年均增幅达到3.3%。可见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省城镇化率高于我国城镇化率。2012年城镇化率最高的为广东省,达到了67.4%。总体来看1978~2012年,四省城镇化发展呈现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城镇化进程加快阶段(1978~2000)。在该阶段,我国城市数由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2000年的663个,建制镇由2173 个增加至20312 个。在该阶段我国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业化战略由重化工业转变以轻工业为重心,对农民工进城的态度由允许转变为鼓励支持,强调要兼顾大、中、小城市以及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实施了城市中心带动区域发展战略。第二阶段,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2001至今)。在该阶段,我国城市数由2001年的662个减少到2011年的657个,建制镇由20374 个减少至19410个。在该阶段,我国制定了加快城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主张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同时该阶段四省GDP基本超过3000美元。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时,城镇化将进入快速提高阶段。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与我国城镇化政策密切相关,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城镇化。

  (二) 工业化水平

  图2 显示了1978~2012 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的工业化水平。从图2中可以看出,工业化化发展趋势基本一致,比重始终在50%左右。2012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的工业化率分别为48.8%、50.2%、51.4%、50%。山东的工业化率最高,且四省的工业化率都高于2012年我国工业化率的45.3%。

  根据钱纳里、霍夫曼等国内外经济学家对工业化进程的测度(如表1所示), 从2012年人均GDP来看,广东为6440美元,江苏为7681美元,山东为6078 美元,浙江为7355美元,都超过了6000美元,处在工业化高级阶段。从三次产业比重来看,广东为5.0∶48.8∶46.2,江苏为6.3∶50.2∶43.5,山东为8.6:51.4:40.0,浙江为4.8:50.0:45.2,第一产业比重都小于10%,第二产业比重都大于第三产业比重,处在工业化高级阶段。从城镇化率来看,广东为67.4%,江苏为63%,山东为52%,浙江为63.2%。广东、江苏、浙江处在工业化高级阶段,而山东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总体来看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的经济发展总体上处于工业化高级级阶段,并且重化工业特征明显,这是进入跨越发展阶段的重要基础和标志。

  (三) 农业现代化水平

  图3 显示1978~2012 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从图3中可以看出,农业现代化水平发展趋势基本一致,都处于下降的趋势。1978~2012 年, 广东农业和现代化水平从44.3%降低到19.7%;江苏农业和现代化水平从39.6%降低到30.1%;山东农业和现代化水平从42.1%降低到25.4%;浙江农业现代化水平从56.1%降低到34.5%。从中可以看出广东省农业现代化水平最低,广东省也是这几个省中农业比较落后的省。虽然我国农业土地产出率高,但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较低,这也造成了农业现代化水平低。

  二、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三化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计量软件测算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内在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期望厘清“三化”之间相互影响的真实方向和具体程度,从而提出较为系统且具有针对性的对策。

  (一) 相关关系分析

  本文运用SPSS16.0 软件分析四省的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相关关系。从表2可以看出,从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来看,四省的城镇化与工业化都呈正相关关系,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因此,工业化水平提高会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从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来看,四省的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相关系数都呈负相关关系,表明城镇化并没有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系来看,四省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相关系数都呈负相关关系,表明工业化并没有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二) 因果关系分析

  1.单位根检验。防止因数据的非平稳性而导致的伪回归问题,同阶单位根过程的平稳性检验是判断变量之间协整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和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的前提,因此,需要事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运用Eviews6.0 软件对四省的三化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为消除由于经济波动造成的指标数据的非平稳性和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三化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新变量为lnCZH、lnGYH 和lnNYH。然后对这三组数据分别进行ADF 单位根检验,检验的最优滞后步长根据AIC和SC值最小原则确定。由表3可以看出,四省的lnCZH、lnGYH 和lnNYH序列的ADF检验值在10%的显著水平下都不显著,证实这些序列都存在单位根,都是非平稳序列,而lnCZH、lnGYH 和lnNYH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的ADF 检验值在1%显著水平下都拒绝了有单位根的假设,所以都是I (1) 序列。

  2.协整分析。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对这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分析。Johan?sen 检验是基于VAR 模型进行的,为了方便进行协整分析,首先构建一个VAR 模型。本文采用AIC和LR 准则来确定VAR 模型的滞后阶数为2。本文采用Johansen“迹”检验来确定模型中的协整向量个数,其结果见表4。从表4中可以看出,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都表明山东省三化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江苏、浙江、广东在5%显著水平下不存在协整关系,这表明这个三个省不存在协整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各省的三化变量并不一定存在一致的协整关系,表明三化之间的长期关系在各省存在并不显著。

  3.格兰杰因果检验。理论界和社会各界都在讨论三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到底是工业化促进了城镇化还是城镇化促进了工业化以及工业化、城镇化是否与农业现代化互为因果关系。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检验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就是检验滞后变量是否可以引入到其他变量方程, 如果一个变量受到其他滞后变量的影响,则它们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四省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见表5。从表5可以看出,在滞后2期时,山东省城镇化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这一结论意味着城镇化对于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具有显著的效果。具体表现为城镇化为工业化提供了市场需求、土地和剩余劳动力,同时城镇化也促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使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互为因果关系,这是因为工业化一方面为现代农业提供了现代机械,另一方面农业现代化也为工业化提供了劳动力和原材料。同时,从表中也可以看出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不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从其他三省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关系来看,并未得出与山东一样的结果。浙江省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城镇化的原因,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的原因;从江苏省的结果来看,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结果;从广东结果来看,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原因。

  从中可以看出,每个省的“三化”之间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不一致,也表明各省在进行三化时不需要一致,应根据本省实际进行三化建设。当前各省大搞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工业和提升农业现代化的措施并不一定都适合,因地制宜的发展才合乎“三化”发展规律。单纯地追求城镇化率或者工业化发展水平,有可能造成三化之间关系的不协调发展。在有些省份有可能出现城镇化发展速度超越了工业化发展速度,这是不合理的。“三化”发展应该是一种自然协调的过程。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所检验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与理论上所探讨的关系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性。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以下四个结论:第一,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四省的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处于工业化高级阶段,农业现代化处于下降趋势。第二,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工业化和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呈负相关关系。第三,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整关系只在山东存在,而其余三省并不存在,表明各省的三化变量并不一定都存在协整关系,三化的长期关系在各省并不一致。第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和一致。依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一) 调整工业结构和转变工业发展方式,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更多支持

  从相关关系结果来看,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呈现负相关关系,且不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这表明目前我国的工业化并没有给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持和财力支持,真正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当前政府应该增加与农业相关的技术和物质服务(如生产机械、生产技术、技术人员等) 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四个省的工业化已经处于高级阶段,但是,工业化的结构和农业现代化不相适应,工业化不仅与农业现代化抢资金、技术和人才,还在争夺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同时工业对资源的耗费和环境的破坏,约束了农业向生态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因此,工业化要调整内部结构和转变工业发展方式,为农业现代化创造较为良好的环境。

  (二) 城镇化要以人为本,保证城镇土地的集约使用

  从相关关系结果来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呈现负相关关系,且不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目前,有些地方搞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了政绩、工业用地、城市面积的扩大或者集中土地获取高额的土地转让金,这与城镇化的节约土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初衷相违背。城镇化是人类社会程度提高的标志,这就要求在城镇化过程要以人为本。城镇化过程中的占用耕地、土地浪费和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不断出现。从长期来看,城镇化发展中土地征用过度以及转移大量年轻劳动力,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不利的。实际上城镇化是一个经济发展阶段伴随的过程,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主导力量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以规划布局为主,提供基础设施为主。不然,有可能某些地方城镇化不仅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速度不相匹配,最终有可能速度失调,造成资源的误配置。

  (三) 努力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促进“三化”协调发展

  本文分析表明,农业现代化水平在四个省都处于下降趋势,这表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够协调,已成为制约“三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首先,政府需要继续大力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部署,推广科技在农业中的应用,带动城乡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尤其是鼓励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大力发展农工商贸一体化的物联网体系,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和集聚,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其次,农业发展应进一步丰富和优化支持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内涵与结构,为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更多必要的生产要素,带动城镇规模的有序扩展。最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和城镇的转移。这就要求我国政府要逐步取消户籍和落户限制,允许符合条件的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这一点我国已开始实施,2013年全面放开了小城镇和小城市的落户限制,但是,中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落户限制还需逐步解除。另一方面要逐步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逐步增加城镇的教育设施,把农民工的医疗和住房纳入城镇的医疗和住房保障体系之内,促进社会稳定和“三化”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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