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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关系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

时间:2013-12-29 21:26来源:经济论坛 作者:王亚鹏、袁晗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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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企业与政府间的政治关系会影响其盈余质量。本文研究发现:高管同时或曾经具有政府背景的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较差。当区分最终控制人性质后,发现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高管的政府背景更易导致较差盈余质量。制度环境也会影响政治关系发挥作用,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制度环境下,高管的政府背景更易导致较差盈余质量。

  【关键词】政治关系;盈余质量;最终控制人性质;制度环境

  【作者简介】王亚鹏,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研究方向:会计学、金融学;袁晗,河北正定中学。

  我国处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行为渗透于市场发展过程,这造就了我国上市公司独特的治理环境。政府治理行为有效与否关键在于能否向企业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以保证契约顺利签订和如实履行。本文从盈余质量的角度考查了政治关系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影响,检验了有和没有政治关系的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差异,同时探讨了最终控制人性质和制度环境对政治关系发挥作用的影响。

  一、研究假设

  我国现代公司根植于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转轨过程中,上市公司大多数由国企改制而来,其高管曾在政府、军队任职或者身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情况并不鲜见,企业所处的这种政治关系①,可以影响政府决策从而获得更多资源,还可减轻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降低交易成本。而且,政府对上市公司的干预控制能力也大大加强,企业关注利润最大化,而政府则关注政绩,这使受政府干预的企业具有了更复杂的发展目标,为维系政治关系付出额外成本,可能给经营带来负担。

  上市公司披露高质量盈余的目的,主要包括希望从政府那里获得优惠条款、吸引投资者等。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拥有良好政治关系的上市公司,即便披露较差质量的盈余,也不一定面临被管制和融资成本上升的压力,所以管理层可能不在乎其披露的盈余质量。相反,没有良好政治关系的公司只能通过提高盈余质量获取更好的准入和融资机会。由此提出以下假设1:上市公司的政治关系对其盈余质量无影响。

  国有股权在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占据很大比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与政府更倾向于行政隶属关系,这一方面加强了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另一方面也可能弱化了代理问题。朱卫平(2001) 强调,国有上市公司与政府间存在血缘关系,更易获得政策保护和优惠。所以国家控股本身就等同一种政治联系,与本文意指的政治关系可能起到协同作用。为排除这个因素干扰,本文将样本按最终控制人性质分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两组。国有控股本身已类似一种政治联系,但对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同时或曾经在政府、军队中任职或者具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可能是其与政府建立的最重要的政治关系,所以本文根据预期提出假设2:政治关系对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大于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

  由于资源、政策等差异,我国各地市场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樊纲和王小鲁,2007),这种市场化程度差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不同。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越高,那么高管政府背景则越能发挥其政治资源优势(吴文锋等,2008),从而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盈余质量。而制度环境较好地区,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更大,企业的盈余质量受到政府关系的影响较小。由此提出假设3: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政治关系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大于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

  二、研究设计和样本选取

  (一)模型设定

  1.盈余质量。本文主要从可操纵性应计项质量的角度来度量盈余质量,采用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来计量可操纵性应计项。关于应计项总值的衡量,目前研究文献中主要有三种方法:资产负债表法、损益表法及修正的损益表法。本文认为,完整的应计项应该定义为“应计制盈余与现金制盈余之间的差额”,所以在计算总应计项时,将经营性现金流的口径调整成与净利润口径一致,计算公式为:

  总应计项=净利润+少数股东损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分得股利或利润所收到的现金-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应用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的步骤如下:

  2.变量定义。我们采用Fan et al.( 2007)及吴文峰等(2008)的方法,用董事长或CEO的政府任职经历作为高管的政府背景,并采用哑变量Pol表征,如上市公司高管(董事长或CEO) 同时或曾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军队中任职,或者具有中央或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Pol为1,否则为0。制度环境变量采用樊纲和王小鲁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2007版)中的政府干预指数。由于指数截止到2005年,因此2006年的样本沿用了2005年的数据。Market为上市公司所在地制度环境哑变量,1表示当地市场化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否则为0。

  控制变量及各个变量的定义具体见表1。

  3.回归方程。

  (二) 样本选取

  1.数据来源。本文选择了2004~2006年我国所有A股上市公司,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和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样本为3653个。高管政府背景从年报中手工摘录,制度环境变量来自于樊纲和王小鲁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2007版),相关财务数据来自于巨灵数据库,最终控制人性质数据来自CERRTM中国证券市场数据库系统。本文对回归模型中的因变量以及自变量中的连续变量上下1%样本都用百分位处的数值进行了代替,以避免异常值产生的影响。

  2.描述性统计。表2对比了高管有政府背景的上市公司与高管无政府背景的上市公司的可操纵性应计项的均值与中值,可以看出,高管具有政府背景的上市公司其可操纵性应计项均值与中值普遍高于对比公司,且分别在0.05,0.10水平上显著。表3为其他连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检验结果及其分析

  表4为上市公司高管政府背景与可操纵性应计项的回归分析。

  第1列综合考察了政治关系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Pol 的回归系数在0.05 水平上显著为正,从而拒绝假设1,说明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对其盈余质量有显著影响,且相比而言,高管有政府背景的上市公司有较高的可操纵性应计项(绝对值),即较差的盈余质量。

  第2列和第3列分别是最终控制人性质为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的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国有控股组Pol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非国有控股组pol的系数在0.05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政治关系对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有显著影响,且高管有政府背景的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要显著差于高管无政府背景的上市公司。对比回归结果,控制人性质会对影响政治关系作用,当性质为非国有控股时,政治关系更易使上市公司盈余质量变差,从而证明假设2。

  各地制度环境可能会对政治关系作用的发挥产生不同影响。第四、第五列分别是对较好制度环境和较差制度环境背景下的样本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较好制度环境下Pol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为正。较差制度环境下Pol的回归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制度环境下,高管有政府背景的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更差。对比回归结果,说明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政治关系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要强于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从而证明假设3。

  综上,本文从盈余质量的角度,对上市公司政治关系的作用进行研究,发现高管有政府背景的上市公司拥有较差的盈余质量。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政治关系之于企业盈余质量的作用更强,为揭示转型经济条件下政府官员在自由竞争市场中的作用提供了证据。

  注释①本文采用高管的政府背景,即“董事长(或CEO) 同时或曾经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军队中任职,或者具有中央或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来衡量上市公司的政治关系,因此下文中上市公司的政治关系与高管的政府背景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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