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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知识协同的理论模型

时间:2014-01-07 11:41来源:科技创新与生产力 作者:陈忆 何郁冰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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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知识协同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核心,影响着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创新绩效。基于产学研合作、知识协同等最新研究成果,文章构建了产学研知识协同理论模型,分析了产学研知识协同的过程和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产学研知识协同应该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协同;理论模型

  产学研知识协同的出现与社会经济发展、市场需求密切相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动态多变的市场环境,对产学研各方提出了快速知识创新的要求,而组织知识缺口的存在使它们迫切需要通过整合外部的公共知识来弥补内部的知识落差,构建产学研间的知识协同网络,从而快速、有效地达成知识创新的目标。当前,产业界、学术界及政府机构都十分注重对产学研知识协同的研究,在产学研知识协同的概念、内涵、方式、过程、影响因素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研究内容比较分散,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1-5]。笔者基于产学研合作、知识协同等最新研究成果,构建了产学研知识协同理论模型,剖析了产学研知识协同的运行机理,提出了促进产学研知识协同的建议。

  产学研知识协同概述

  知识协同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核心,产学研知识协同是指在协同化环境下动态集结产学研各知识主体,达成知识整合、各取所需的共识,以知识量与质上的创新为目标,在协同创新过程中融合产学研各主体知识资源,协同能力及产学研各主体参与的知识活动过程[1]。其实质是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各方所拥有的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在三者间相互转换和提升的过程[2]。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技术的迅猛发展、高昂的研发费用和研发风险等促使产学研间知识协同的开展[6]。专利许可、联合研发、学术创业、人员互流等都是产学研知识协同的方式[3]。除具有创新性、知识性、互补性、组织性、进化性[7]等知识协同的基本特性外,产学研知识协同还有一些显著异于企业间知识协同的特征:以产学研组织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为支撑[1]、利益获取的非竞争性导致了更高的协同程度[4]、学研方的知识供给壁垒相对较弱降低了知识协同的交易成本[5]、政府在其中具有显著的导向和中介作用[8]。

  产学研知识协同过程由准备、运行、终止三个阶段构成,其中准备阶段包括酝酿和形成阶段[1]。运行中要特别重视隐性知识协同、组织间学习、知识界面管理、知识协同信息化和网络化等问题[4]。然而,产学研知识协同能否顺利进行,还受到协同意愿、知识特性、知识吸收转化能力、组织间距离(包括地理、知识和文化距离)等因素的影响[5]。

  产学研知识协同的运行机理

  基于产学研知识协同的已有研究,笔者构建了产学研知识协同的理论模型,图1阐释其运行的内在机理。产学研知识协同行为的展开将经历酝酿、形成、运行、终止四个阶段,运行阶段是协同的核心阶段。这一阶段,在协同机制的保障下,产学研各方借助于知识协同平台进行知识的转移、共享,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通过共同化、表出化、联结化、内在化,不断螺旋上升,创造出新的知识,实现协同的目标。然而,协同主体因素、协同客体因素、知识协同环境因素及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等会影响产学研知识协同的开展。下面进行详细论述。

  产学研知识协同的过程

  在 “过程”三阶段划分法的基础上,将产学研知识协同过程的准备阶段进一步细分为酝酿阶段和形成阶段,所以产学研知识协同的过程包括知识协同酝酿、形成、运行、终止四个阶段,且每个阶段都由一系列相关联的子任务构成[9]。

  酝酿阶段。产学研各方决定是否需要进行知识协同。产学研各方在单独运作中,通过综合考察国家经济发展态势、市场需求,发现存在某些创新机会和市场机遇。但由于企业不具备创新所需要的所有知识资源,大学虽拥有技术知识,但缺乏将技术成果商业化的能力,因而产学研各方都会考虑通过整合对方的力量,弥补自身的知识缺口,进行协同创新。当确认存在协同创新的机会后,产学研各方要进一步调研与评估协同的可行性,特别注意对协同对象的能力、所需资源、预期协同收益、协同难度等方面的考评。最终根据评估结果做出是否实施知识协同战略的决策。

  形成阶段。这一阶段是产学研知识协同运行的前提,在外部市场环境和组织内部知识创新需求的驱动下启动产学研知识协同运作方式。在确定知识协同的战略方向、知识协同目标的基础上,寻找符合要求的协同伙伴,并从中选择最适合者,明确产学研各主体可供协同的知识资源范围,界定知识协同的深度和广度,限定各主体在协同中的权限,构建产学研知识协同网络。选择合适的协同对象是此阶段的关键任务,需要耗费产学研各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产学研各方一般都倾向于选择拥有互补性知识资源的协同对象以弥补自身知识缺口,从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此外,突出的创新能力、良好的协作能力、较强的协作意愿以及能否通过合作实现“1+1>2”的协同效应等都是主要考评依据。由于大学和科研院所在知识供给上设置的壁垒较弱,因而企业可以获得由学研方提供的较多的协同知识资源;而且学研方与产方不存在利益冲突,企业更有意愿、也更积极投入知识协同,所以协同的程度将更深。

  运行阶段。这是知识协同的核心阶段,产学研各方的知识相互转移、共享,进行协同,创造出新的知识,实现协同价值。首先,要在产学研三方搭建知识协同的平台,即知识协同的渠道、方式等。由于产学研各方的知识优势和利益导向不同,各方只熟知自己所在领域的知识,考虑问题也仅从自身角度出发,这容易引起协同过程中的知识摩擦和信息损耗,为减少这类问题的发生,产学研各方应共同创建知识协同的渠道,确定知识协同的方式,管理知识协同过程。平台搭建的越完善,知识交流越方便和顺畅,越有利于提高产学研知识协同的效应。其次,产学研各方要协商制定知识协同机制。知识协同作用实现的关键是所需知识的相互作用,而产学研各自不同的战略目标和知识资源的差异性,致使在实现共同的协同目标时,必须打破原有的组织边界,采取多种方式对各方知识进行整合,因此,需要通过知识转移机制、知识共享机制、知识学习机制、知识替代机制、知识互补机制、知识创造机制、知识的冲突消除机制等作用机制,确保知识协同作用的实现。再次,知识的转移、共享。通过知识协同平台产学研各方将自身的知识转移、共享给他方,并从中获取对己方有利的知识,加以吸收利用,内化为自身的知识。协同初期,鉴于各方知识的相关性较弱,且对他方知识的认知尚浅,以显性知识的转移、共享居多。随着协同的推进,各方逐渐度过磨合期,逐渐熟悉他方的知识,彼此间的互动变得频繁,隐性知识的转移、共享也慢慢增多。最后,完成知识的创造。根据Nonaka提出的SECI模型[10],产学研各方所共享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经过共同化、表出化、联结化、内在化四个环节,创造出新的知识,知识不断螺旋上升发展。共同化,产学研各方通过面对面的交流经验、亲身体验等共同化的手段进行隐性知识的交流。在此过程中,产学研知识协同网络内掌握隐性知识的人数逐渐增多,但知识总量并没有增加。表出化,产学研各方通过语言、比喻、类比等方式将隐性知识置换、翻译成显性知识。此时,产学研知识协同网络内显性知识的数量增加了,但知识比较散乱,处于无序状态。联结化,产学研各方将知识网络内的显性知识整合成新的知识,并将其编码,使其便于理解,在知识协同网络内传达、普及,知识从无序走向了有序。内在化,产学研各方通过模拟、实践等方式使显性知识具体化,组织内部成员将其吸收、消化并升华为隐性知识,拓宽、延伸和重构产学研各方自身原有的隐性知识。当然,伴随产学研知识协同网络内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知识协同运行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即时性的反馈与调整过程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此外,产学研各方都是理性个体,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合作的出发点,所以在知识协同运行过程中,各方可能通过非合作博弈来取舍知识贡献与协同度,采取投机行为,这将严重影响产学研知识协同的效应,甚至导致协同的提前终止。

  终止阶段。随着协同目标的实现,产学研知识协同进入终止阶段。各主体对知识协同活动所实现的协同价值进行评估,进而评价知识协同的绩效状况,并分配协同利益。通过对比已实现协同收益与预期协同收益,考量知识协同过程中协同主体的协同度、协同积极性等因素,产学研各方做出是继续进行知识协同还是终止协同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目标导向的不同导致产学研各方对协同价值的不同评估标准,尤其在知识产权的价值评价、成果占有等问题上容易出现分歧,为避免“一槌子买卖”,尽量促成产学研知识协同的继续进行,应确保协同利益分配的合理性,找到协同利益的均衡点。

  产学研知识协同的影响因素

  产学研知识协同涉及到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三个协同主体、知识这一协同客体以及实现协同的环境,因此,产学研知识协同效应受到协同主体因素、协同客体因素、环境因素以及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的影响。

  知识协同主体因素。产学研知识协同主体的特征和能力会对协同效应产生直接的影响,主要包括主体的协同意愿、知识存量、知识吸收能力、知识创新能力。产学研各方的协同意愿是顺利实现知识协同的前提条件,反映主体进行知识协同的主动性[11]。产学研各方协同意愿越强烈,协同积极性越高,越愿意将自身知识进行转移与共享,因此容易实现知识协同效应。而协同意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的互补性和激励的程度。只要学研方拥有的先进技术知识、产方拥有的较强成果转化能力都是对方所需要的,知识互补性越高,产学研各方的协同意愿就越强。适当的激励措施也能增强产学研各方的知识协同意愿,如政府在财税政策方面的优惠和扶持等。知识存量指的是产学研各方所拥有的知识资源总量,是知识价值的体现。产学研各方的知识存量越高,其中蕴含对他方有利知识的可能性越高,各方获取知识的渴望促使其积极投入知识协同活动中,知识协同效应也就越高。对他方所转移的知识,组织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识别出对自身有价值的知识,加以吸收利用,这就是组织的知识吸收能力。产学研各方的吸收能力越强,转化的知识越多,知识协同效果也就越好。知识创新能增加产学研各方的知识存量,提高知识价值,改善知识结构,更有利于知识协同。所以产学研各方的知识创新能力越强,知识协同效应就会越好。

  知识协同客体因素。知识特有的默会性和嵌入性直接影响着产学研知识协同的效应。知识有显性和隐性之分,隐性知识不可编码,无法通过图像、文字等方式表达,只能通过亲身感受来体会,难以传播,这就是知识的默会性。知识的默会性越高,知识越难以转移与共享,知识协同效应随之降低。知识的嵌入性是指知识是特定情境下的产物,它的产生与组织内外部情境密切相关,同样的知识在不同的情境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而大学和科研机构与企业所处的情境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当知识的嵌入性越强时,知识协同效应越难以实现。

  知识协同环境因素。产学研各方的背景环境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知识协同效应的高低。首先是产学研各方原有知识的差距,它与知识协同效应呈倒U型关系。产学研各方具有不同的知识优势,当知识差距过大时,各方由于自身知识有限,无法理解和吸收新的知识,难以获得知识协同效应。若产学研间的知识差距太小,知识的相似性就很高,协同并不会创造太多的价值。其次是产学研间的地理距离。如果协同的企业、高校或科研机构处于同一地区,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就比较方便,这对隐性知识的协同十分有利,因而能促进知识协同效应的实现。最后是产学研间的文化距离。由于产学研各方的自身定位和发展目标的导致了不同的价值观。企业注重知识协同所能够创造的经济价值,大学和科研机构则关注知识协同能否带来学术上的创新。价值观的分歧容易在协同过程中引发冲突,这会阻碍主体间的沟通协调,进而影响知识协同效果。

  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有多种,如技术转让、技术开发、联合培养人才、共建经济实体等。不同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对知识协同效果的影响也不同[11]。如技术开发模式主要以企业为主导,企业利用大学、科研机构的知识资源帮助自己攻克技术难关,知识协同以知识转移为主,协同程度低。共建经济实体模式是指产学研三方共建实验室进行联合攻关。共建实验室相当于构筑了一个知识互动的“场”,便于产学研三方的知识协同,尤其有利于隐性知识的协同。因此,协同创新模式越倾向于能够形成一个知识交流的“场”,协同效果越好。

  促进产学研知识协同运行的建议

  通过对产学研知识协同理论模型的剖析,笔者提出促进产学研知识协同的三条建议。

  发挥政府的导向和促进作用。政府并非产学研知识协同的主体,但起着举足轻重的导向和促进作用。政府可通过地方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使产学研各方明确国家倡导的科技发展领域,这些领域都将是他们可以开展知识协同的机会所在。借助税收优惠、财政扶持等政策提高产学研各方参与知识协同的意愿。

  借助科技服务中介机构的力量。在产学研知识协同形成阶段,寻找合适的协同伙伴是关键任务,需要耗费组织较多的精力,且产生高额的搜索成本。若借助于科技中介机构,通过发挥其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可以大幅缩短寻找知识协同伙伴的时间,降低搜索成本,从而有利于产学研知识协同的尽快开展。

  营造信任文化,防止投机行为。基于社会网络的理论,信任是维持产学研知识协同运作的关键因素。当产学研各主体彼此间充分了解和信任时,他们会以有限理性代替完全理性,以默契代替合约,以感情代替程序,放弃投机行为而进行密切的合作,从而实现较高的协同收益。产学研各方可通过多角度展示知识协同收益(直接的经济利益和专利权等无形收益),强化成员间信任关系,激发知识协同的积极性;也可通过完善协同契约,惩戒投机行为等方法推进彼此间的信任。

  综上所述,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新形势下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知识协同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核心,因此,对产学研知识协同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笔者构建了产学研知识协同的理论模型,阐释了产学研知识协同的运行机理,特别对知识协同的最高目标——知识创造是如何实现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提出了要建立企业、大学、科研院所为主体,政府扶持,科技服务中介机构支持的产学研知识协同体系,发挥各主体的优势,共同促进产学研知识协同的运行。然而,由于篇幅有限,针对产学研知识协同的管理机制、价值评估等问题,并没有作进一步研究。同时,笔者的研究是在逻辑归纳基础上的理论分析,还缺乏结合实际产学研运作背景,综合论证上述理论的可操作性和准确性。今后,可结合产学研实际运作背景,进一步完善产学研知识协同理论的研究;也可拓展基于产学研知识协同的实践性研究,从而验证理论研究的正确性。

  参考文献:

  [1] 吴悦,顾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知识协同过程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2(10):17-23.

  [2] Perkmann M, Walsh K. 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hips and open innovation: Towards a research agend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07, 9(4): 259-280.

  [3] Schartinger D, Rammer C, Fischer M M, et al. Knowledge interactions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industry in Austria: sectoral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J]. Research Policy, 2002, 31(3): 303-328.

  [4] 何郁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模式[J].科学学研究,2012,30(2):165-174.

  [5] 谢志宇。产学合作绩效影响因素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4:23-24.

  [6] Fiaz M. An empirical study of university–industry R&D collaboration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y in society[J]. Technology in Society, 2013(6): 1-12.

  [7] 俞竹超。知识协同的理论框架及若干问题研究[D].沈阳:东北大学,2006:16-18.

  [8] 程亮。论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的完善[J].科技管理研究,2012,32(12):16-18.

  [9] 李丹。企业群知识协同要素及过程模型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09,53(14):76-79.

  [10] Ikujiro N, Takeuchi H.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on Knowledge Management, 1995:28-29.

  [11] 魏想明,舒曼。影响研发联盟的知识协同效应因素探究[J].科技创业月刊,2012(6):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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