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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心学信仰的教化研究

时间:2016-02-13 19:59来源:《学理论·中旬刊》2015004期 作者:李晓洁 徐强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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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与教育家,为了在士人和大众中普及心学信仰,他通过书院讲学、讲会、兴社学、发告谕和制乡约等教化途径,达到了“化民成俗”和建构大众道德信仰的目的,又使心学信仰演化成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实践规范和道德准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意义。

关键词:心学;信仰;教化

对于阳明心学,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宗教性道德和传统,他所说的“人人心中有仲尼”“满街都是圣人”的观点是心学式的一种虔诚信仰,彰显了对心体的自信自觉。阳明不仅以此信念来提升道德修养,还注重其在道德实践中的意义,担负起教化大众的责任与使命,其教化的形式与内容丰富多彩,包括书院讲学、讲会、兴社学、发告谕和制乡约等途径,最终使教化由政治取向扭向为社会取向、由上层精英转向下层庶民,使心学信仰成为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实践之学,构建了世俗社会中的道德信仰,推动了心学信仰教化的世俗化、社会化。

一、阳明的心学信仰

我们认为,王阳明的心学体系,具有浓厚而又鲜明的宗教向度,他认为人的“良知良能”是“发用流行、无所不照、无所不能的”,人的本性是与自我感性心理如情、欲、知、意等血肉联系的身心的“主宰”,人性是充满智慧和人类理性的,是能够支配自然和社会秩序的主宰者。他又用“精金成喻”的例子,论证了所谓“满街人都是圣人”的理想社会模式和人格,提出“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概念,最终达到着一种和谐的理想的社会秩序,实现三代之治的理想社会,这种自觉自信的心学信仰,使人类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对人们的终极关怀构成了坚固精神家园。而作为这种虔诚信仰的心学不仅是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乎现实构成的学说,更是一种实践学说,作为道德主体实践者的理学家们,以内心信仰为指导,遵循一定的价值观和道德原则,不仅个人追求更理想的境界,指向更有意义的生活模式和行为方式,而且还在地方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昂扬人的主体性,唤醒每个人内在的道德,发挥心学信仰的社会功能,来净化风气,塑造新思想,达到重整社会秩序,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二、阳明的心学信仰的教化之道

王阳明凭借着对心学信仰的强大自信与自觉,对社会大众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教化活动,如在讲学中强调尊孔重礼的儒家思想教化,对忠孝节义等人和事的褒扬嘉奖活动,有组织地采取一些政治和社会政策,如“告谕”、训告等教化的教育,对民间诗歌、戏曲、小说、风俗等方面的教育,和“乡约”、家规、家训等之类的教化,这些都对“化民成俗”“劝课农桑”“规范人伦”,移风易俗,提升社会精神面貌,控制社会的思想意识,提升社会道德水平,促动人们的道德实践起着积极作用。

(一)讲学

王阳明在心学的教化活动中试图以讲学的手段建构起一种新的学术体系,唤起同门之间的一体认同意识,促使讲学变成一场贴近百姓日常生活的实践之学。王阳明自三十四岁时在京师授徒讲学,在贵州龙场初成规模,后又被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聘请主持贵阳文明书院,此时是王阳明大规模讲学活动的开始。此后,王阳明所到之处,无论是庐陵、京师、南京等,都致力于讲学。居越六年(正德十六年1512年到嘉靖六年1527),专事讲学登至巅峰。在赶赴广西的途中,到达江西吉安后仍专注讲学。纵观其一生,无论是赋闲时期还是戎马打仗时,他都致力于讲学事业,讲学的形式也多种多样,讲会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

讲会是阳明讲学的重要组织形式,据《明史》记载,明中叶以后书院讲会活动遍布各地,风靡一时:“缙绅之士,遗轶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1]56。当时学者也用文字记叙了很多讲会盛行的状况,如著名学者钱洪德谈到“穷乡邃谷,田虽夫野老皆知有会”,可见讲会已经渗透社会的最下层,影响颇大。

王阳明尊重讲会传统,不仅确定讲会的时间和地点,而且还确立讲会规则,在归余姚后,他制定了很多讲会的规章制度和讲会遵循的规则,进一步使讲会规范化、学术化。此外,王阳明的门人弟子也积极在讲会时传播王阳明的心学学说。王门弟子组成“惜阴会”,讲会成员每个月聚会五次。会上有一些组织的仪式,比如成员相互之间进行评价与评估,记录平日的言行是非善恶,在会上进行宣誓遵循一些制度和做出一些对彼此的承诺,目的是为了使彼此养成一个良好的修养习惯,保持良心的自知自觉。

王阳明去世后,散在各地的王学门人纷纷兴书院、开讲会,风靡一时,形成了相当大的声势。王阳明及弟子的“讲会”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运动”,是一场社会的思想运动,具有文化传播和社会教化功能,也极大地促进了阳明学说的传播。在这样的讲会活动中,参与者很容易受到阳明人格魅力以及阳明笃实的心学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同志般互相规劝和督促中确立并且强化他们对心学、对道德的信仰,使心学信仰走向大众从而普及化。

(二)兴学、办学

王阳明积极利用其掌握的政治资源对社会进行教化活动,大力开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使天下之人都能为善去恶实现致良知。王阳明开办的学校统称为社学。所谓社学,是起源于元代的一种最基础的启蒙教育机构,是官府和民间百姓设立,数量众多,且广泛分散于城镇和乡村之间。其功能是向民间百姓灌输儒家伦理,传授文化知识,了解国家时政和律令,起到思想教化的作用,达到教以明伦,改善民风的功效。

王阳明在大兴社学的同时,还挑选“学术明正,行止端方”的人担任老师,用以化喻百姓,给予教师物质的奖励和精神上的支持。还充分利用了音乐、吸取的教化功能,启发百姓自觉地进行良知监督和反省,关怀他人注重内心的自我磨炼。教化的对象不分男女老幼,教化的形式也更通俗易懂,内容更是充满了儒学的伦理色彩,以最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授知识和移风易俗,使他们激发强烈的学习兴趣,潜移默化的提升自身的修养,形成自觉的道德价值观,确立并巩固他们的道德信仰,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久而久之,王阳明因“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使得地方社会形成了“渐成礼让之俗矣”的理想效果。可以说,办学也是阳明进行心学信仰的教化的重要途径,它对于心学信仰的教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书院

王阳明一生有很深的书院情结,建立了众多书院,在中国书院史上有重要地位。其创建的比较有名的书院有龙岗书院、濂溪书院和嵇山书院,不仅推动了书院的繁荣发展,也成就了自己的学说和心学信仰,促使了心学学说的传播与发展,在社会范围内普及和强化了心学信仰。

龙岗书院是阳明创建的第一个书院。此时他的王学思想初步形成,于此办学教习弟子。龙岗书院规模小但影响颇大,已有“门生颇群集”而后王阳明又到贵阳,主讲贵阳书院,开始倡导知行合一学。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阳明在赣州,新建义泉、正蒙、富安、镇宁、龙池五所书院,因学生太多,便又修复了濂溪书院,集门人讲学于白鹿洞,专讲存天理,去人欲的克制省查工夫。居越时,又辟嵇山书院,这时他把自己的思想概括为“致良知”。立阳明书院,讲学龙山寺。在广西时,办思、田学校,兴南宁学校,主讲敷文书院。

王阳明通过书院讲学,门徒遍天下,这些弟子在王阳明死后,为继续传播阳明学术,也纷纷讲学。黄宗羲说:“阳明没,诸弟子纷纷互讲良知学。其最盛者,山阴王汝中,泰州王汝止,安福刘君亮,水丰聂文蔚。四家各有疏说,骏投立为门户,于是海内议者群起”[1]23。总之,王阳明及其弟子、后学通过书院讲学不仅建构和传播了阳明心学,也在社会层面构建着大众的心学信仰。

(四)告谕

所谓告谕,即公告、告示。就是以官方作为主体向普通百姓和特定人群发布的消息、劝告并做相应说明的一种文体。告谕的对象分为三类不同的群体,分别为“父老子弟”“顽民”“盗贼”“新民”。王阳明以强大的使命感和道德责任心,以心学信仰为思想武器,通过发布一系列的告谕教化大众,重铸人们心中的道德信仰和精神力量,对人们的思想状态、道德水平和社会风气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于“父老子弟”,其告谕的内容就是劝告和教育百姓要做到兄友弟恭父慈子孝,睦邻友善,引导百姓从内心为善去恶,尊重他人,遵循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伦理规范,从而达到教化风俗和立政治民的目的。对于“顽民”“盗贼”,阳明同样予以教化,让其迷途知返悬崖勒马。只要他们肯被官府招抚,下定决心弃恶从善就可被人们接受重返社会,如仍有不知悔悟者,将不会怜惜而会用武力解决问题。针对“新民”,则要求他们遵纪守法安居乐业,不要以多欺少以强欺弱,提升道德修养,引导他们诚心向善。

王阳明所颁布的告谕,内容大都言辞恳切,语言富有感染力且充满力量。通过对百姓循序渐进的引导和教化,将心学的道德理念广泛应用和传播到民众的生活中去,感化百姓的德性,化德性为德行,使社会广大成员对心学信仰产生了价值认可和赞同,在一种肃穆的氛围中,自觉地建构起内心纯净的道德信仰,使得心学信仰的教化功业开花结果,取得了理想效果。

(五)乡约

王阳明的教化活动除了上述所讲的兴社学和发告谕之外,还有制定乡约。乡约是自发制定的一种乡规民约,而王阳明心学信仰教化的途径和成果之一,就是在北宋《蓝田吕氏乡约》的基础上制定了《南赣乡约》,这不仅传播和普及了心学信仰,还使得社会成员以这种共同的道德信仰增强了凝聚力,维护了社会稳定,达到“共成仁厚之俗”的教化作用。

《南赣乡约》以“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恶相勉,恶相告诫”[2]为指导思想,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谕民文告,强调人的善恶只在一念之间,与环境息息相关,而人的暴力和邪恶是因为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这就使人们相信了自己与生俱来的良知力量。其另一部分则是乡约如何运作的基本规条。包括了乡约的组织机构、如何及时纠恶扬善、调解社会纠纷、进行社会监督和移风易俗等内容。《南赣乡约》把心学信仰的方式加以规范化、制度化的提炼和建构,并落实为社会的机制和政策,形成新的信仰理论和原则,劝导人们内心向善,形成百姓的自我约束与监督机制,指导百姓公共的信仰理念、信仰政策和信仰生活。

王阳明充分利用其行政力量,支持乡约的颁布和践行,不仅继承和创新了乡约组织,而且还对内容适时地做出调整,提升了其权威性,使得广大百姓参与进来,从内心真正自觉顺从官府治理和道德良知,凝聚人心端正风气,由此在心中自觉重构了道德信仰的价值观,使南赣地区的社会秩序也有了明显好转,俗尚淳厚,知礼仪懂守法,《南赣乡约》也被称为“明代推行乡约教化的代表和典范”[3]。

三、心学信仰对民众的积极影响

王阳明走出书斋,与弟子开启了一条以“师友之道”为主线的心学传播和社会教化运动,也是一种精神运动,在人群中传播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将儒学的知识从高高在上的殿堂推向社会大众,由“上层”转向“下层”,把心学信仰学说推行到广泛的社会层面上来。这场教化民众的事业,最终启发了民众的思想,培养了心学自信,提升了心性修养,自觉践行儒家道德规范,也使得民众之间互敬互爱,形成了良好社会风尚、秩序和人文精神面貌。

参考文献:

[1]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56.

[2]王守仁.南赣乡约[C]//王文成全书:卷十七.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3]谢长法.乡约及其社会教化[J].史学集刊,1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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